中國的最終強大是因為廣闊的腹地,眾多的人口。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國有幾千年完整的歷史及深厚的文化。人民都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強烈的認同,對統一的國家有強烈的共識。
廣闊的腹地和眾多的人口是最終強大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清末民初的中國是受盡列強欺淩,民不聊生,各地軍閥割據,幸好軍閥們都希望擊敗其他軍閥一統中原。否則中國就一直內戰,最後分裂了,大家也就心安理得接受一個分裂的中國,再過幾代人中國便成為永遠分裂的國家!
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應該多謝深入民心的中國傳統:中國幾千年來主要都是統一的。因此中國能夠很快的過渡清末民初的年代,中華民國的成立對中國的歷史有很深遠的意義!因為中國又統一了,這在客觀上給中國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這一點很重要,沒有當時統一中國的國民黨,就沒有後來的共產黨,更沒有後來的新中國,所以共產黨應該好好的謝謝國民黨!因為如果沒有統一中國的國民黨,而只有多個不同勢力的地方政權,那么即使有共產黨,他們也要先擊敗其他地方政權,這需要不同的戰略和戰術,搞不好可能要消耗整個共產黨!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又再分裂為兩個中國,但是中國人對統一的國家有強烈的共識,我很有信心中國又會統一起來。
很多人數說國民黨如何只顧上層社會的利益,如何腐敗,最後失去了大陸。在社會動蕩的年代,鼓動底層的人革命是相對容易些。但是今天的共産黨也是只顧上層社會的利益,也是一樣的腐敗,只要大陸社會不動蕩,只要相當多的人能夠在這腐敗的環境混水摸魚得多好處,共産黨就不會失去大陸。我想中國應該最終是強大和統一的,但是無論是武力統一還是和平談判統一都不重要,因為一百年後的中國無論在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都應該和今天很不同。
中共在開國之初走了一些彎路,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現階段討論這個問題肯定不會有結果。
英國和日本雖然都是小島國,但是國土一度膨脹成為大國,最後又打回原形!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大部分國民能夠認同的歷史和文化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這兩國膨脹得太快了,新的國民對這征服者的歷史和文化都很陌生。英國和日本要保持長期強大的話,就不能貪快,他們要用幾個世紀的時間慢慢征服其他國土。如果一定要快的話,就只有消滅原住民,將本土人移民新的國土,但是這樣做可能也是徒勞的,甚至可能會滿族亡國的!因為這兩國的本土人實在太少了,如果將本土人分布在急促膨脹的新國土上,只要其他國家攻擊他們的本土或新國土,他們就可能守不住了!
印度等大國土的國家也需要走這條路,他們也要培養國民有一個很強的國家向心力。但是印度傳統上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是很微弱的,要不是英國強勢的將他們統一起來,他們今天可能是幾個擺不平的國家,整天就是互相搞破壞,整個印度半島都是恐怖分子的天堂。他們現在比較混亂,但是只要過渡了這個年代,大家就要對他們另眼相看了。到時巴基斯坦就不能與他相提並論了。
全球通用文字拼寫法
中文字形之多,沒有見過中文的人是不可以想象的。中文作爲觀看的文字實在是賞心悅目!
但是中文實在太多同音字了!普通話的音素和音調較少,應該充分利用音調來減輕這個弊點!最好是吸收其他言語的聲音和音調,可以先從中國方言開始,增加多些中文的音素和音調。最終目標是搞一套建立于中文基礎上的新拼音系統,包括大部分人類語言的音素和音調。
將來可以用這系統准確拼寫其他各國語言,將這系統向全球推廣,提供一個“全球通用文字拼寫法”的標准,將來中國強大後,會有很多機會要記錄外國事物。這系統方便普通中國人閱讀外國人的文字,有極重要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意義!也間接統一全球文字,使全球文字成為另類的“漢語化”!
現在中文已經是最多人使用的母語,當中國強大後,中文可能會是最多人使用的言語,那時候中國在道義上就要提供一個文字拼寫平臺,方便使用中文的人能夠統一處理各種現存或瀕臨滅絕的文字,“全球通用文字拼寫法”就可以擔當這個角色,這也可以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願(或不能)改,但是可以慢慢的改變,從下一代做起!這可以是中國文化長遠的計劃,造福後代!
但是中文實在太多同音字了!普通話的音素和音調較少,應該充分利用音調來減輕這個弊點!最好是吸收其他言語的聲音和音調,可以先從中國方言開始,增加多些中文的音素和音調。最終目標是搞一套建立于中文基礎上的新拼音系統,包括大部分人類語言的音素和音調。
將來可以用這系統准確拼寫其他各國語言,將這系統向全球推廣,提供一個“全球通用文字拼寫法”的標准,將來中國強大後,會有很多機會要記錄外國事物。這系統方便普通中國人閱讀外國人的文字,有極重要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意義!也間接統一全球文字,使全球文字成為另類的“漢語化”!
現在中文已經是最多人使用的母語,當中國強大後,中文可能會是最多人使用的言語,那時候中國在道義上就要提供一個文字拼寫平臺,方便使用中文的人能夠統一處理各種現存或瀕臨滅絕的文字,“全球通用文字拼寫法”就可以擔當這個角色,這也可以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願(或不能)改,但是可以慢慢的改變,從下一代做起!這可以是中國文化長遠的計劃,造福後代!
時事評論:政府要認真檢討允許私人以撈屍爲生
時事評論:政府要認真檢討允許私人以撈屍爲生
荊州挾屍索天價後面肯定有很長的利益鏈。但是網上也有不少頌揚漁民撈屍的故事,他們幹完活後只要溺亡者家屬隨便“意思”。這部分漁民的動機可能簡單得多,背後也可能沒有利益鏈。
但是政府仍然應該正視這種現象!如果一個地方長期需要撈屍活動,那麽地方政府就要想辦法如何減少這種需要!另外真的有需要時,政府也要領頭,全程主導,以表示對死者的尊重。
我建議中央政府應該對這類事情有一個規範性的步驟,以下五點原則應該可以作為參考。地方政府應該按當地經濟能力執行。如果短期內真的需要靠漁民撈屍,也應該由地方政府領頭,全程主導,不能搞得像買賣一樣。
第一: 如果警察沒有嘗試救人,就不能認定溺水者已經人溺亡!
第二: 如果時間緊逼,警察可要求(事後政府付錢)附近私人船只救人。但不應該是撈"屍",應該是假定溺水者仍然有救活的可能!溺水者可能昏迷在水面還岸邊,被雜物隱藏了,警察不能隨意宣告開始撈"屍"!
第三: 警察如果征用私人撈"屍",要派警察和懂急救的人隨船觀察,以防撈"屍"者浪費時間或者動作粗暴,將沒有確定已死亡的人弄得真的死了,或者不尊敬確實已經死亡的人。另外也可以保證撈"屍"過程規範。如果"屍"撈上時,還有救活的可能性時,懂急救的人可以立即救人!
第四: 如果"屍"撈上後,初步認定以沒有生命迹象,警察應該監管屍體,轉送政府部門驗屍,確定是溺水死亡!撈"屍"者不擁有屍體!
第五: 當有人報案有人溺水時,警察有責任搞清楚有多少人落水,有多少人已上岸,有多少人仍然沒有下落,沒有下落的人是否已經溺水死亡,還是自己遊(或被浪沖)上岸的另一處,已暈倒在岸邊,所以一定要“死要見屍”。換言之,警察接管現場,監督整個救人,撈“屍”,保管“屍”的過程。
2009年10月24日荊州市長江大學文理學院的四十多名學生,在長江幹堤寶塔河段沙灘上秋遊野炊。兩少年落水,6名大學生毅然躍入江中相救,9名大學生手拉手結成人鏈接應。兩名少年得救了,意想不到的情況,也跟著發生了。流沙瞬間崩塌,人鏈驟然斷裂,9人被卷入漩渦。一旁的3名冬泳隊員見狀,立即跑過來,跳入江中救助陷入危境的學生。10分鍾後,6名大學生得救,3名大學生下落不明。一些以撈屍爲生的人聞訊趕到,大學生多次跪求船主請他們搜救遭拒,船主稱“活人不救,只撈屍體”,並且索價36000元撈屍體,最後又加多300元。當大學生籌夠部分錢後,撈屍者便開始撈屍。當一名遇難學生的遺體被打撈出水。撈屍人和他的同伴一手拉著一根系住遺體的尼龍繩,另一手比劃。這就是震驚全國的“挾屍索天價”事件!如果撈屍者聞訊趕到時立即施救,那3名大學生可能不用犧牲。
荊州挾屍索天價後面肯定有很長的利益鏈。但是網上也有不少頌揚漁民撈屍的故事,他們幹完活後只要溺亡者家屬隨便“意思”。這部分漁民的動機可能簡單得多,背後也可能沒有利益鏈。
但是政府仍然應該正視這種現象!如果一個地方長期需要撈屍活動,那麽地方政府就要想辦法如何減少這種需要!另外真的有需要時,政府也要領頭,全程主導,以表示對死者的尊重。
我建議中央政府應該對這類事情有一個規範性的步驟,以下五點原則應該可以作為參考。地方政府應該按當地經濟能力執行。如果短期內真的需要靠漁民撈屍,也應該由地方政府領頭,全程主導,不能搞得像買賣一樣。
第一: 如果警察沒有嘗試救人,就不能認定溺水者已經人溺亡!
第二: 如果時間緊逼,警察可要求(事後政府付錢)附近私人船只救人。但不應該是撈"屍",應該是假定溺水者仍然有救活的可能!溺水者可能昏迷在水面還岸邊,被雜物隱藏了,警察不能隨意宣告開始撈"屍"!
第三: 警察如果征用私人撈"屍",要派警察和懂急救的人隨船觀察,以防撈"屍"者浪費時間或者動作粗暴,將沒有確定已死亡的人弄得真的死了,或者不尊敬確實已經死亡的人。另外也可以保證撈"屍"過程規範。如果"屍"撈上時,還有救活的可能性時,懂急救的人可以立即救人!
第四: 如果"屍"撈上後,初步認定以沒有生命迹象,警察應該監管屍體,轉送政府部門驗屍,確定是溺水死亡!撈"屍"者不擁有屍體!
第五: 當有人報案有人溺水時,警察有責任搞清楚有多少人落水,有多少人已上岸,有多少人仍然沒有下落,沒有下落的人是否已經溺水死亡,還是自己遊(或被浪沖)上岸的另一處,已暈倒在岸邊,所以一定要“死要見屍”。換言之,警察接管現場,監督整個救人,撈“屍”,保管“屍”的過程。
斑馬紋

斑馬屬馬科動物,有一個短直立的鬃毛,大耳朵,和簇絨尾巴,身型比馬要小一點,當然最大的特點是條紋!
斑馬原產於非洲,它們適應非洲乾旱大草原的環境,主要的威脅是獅子,(獅子最愛吃斑馬肉)。這些條紋可以很好的偽裝它們。很多人會覺得這有一點奇怪,這么高調突兀的黑白相間條紋怎么可以作為偽裝。動物學家認為,斑馬條紋有以下兩種方式保護它們:
首先是其‘疲勞設計’的簡單圖案,這些波浪型的條紋與波浪型的的草叢條紋融合在一起時,很容易將斑馬隱藏起來。因為獅子是是色盲的,所以黑白的斑馬條紋和黃棕綠的草叢條紋融合時不會引起獅子的注意。
斑馬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常常成群的活動,它們彼此通常都非常貼近,因此看到一頭斑馬時,它的背景往往都是斑馬群。斑馬的偽裝演變也反映了這個現象:圖案的目的是要破壞個別斑馬的輪廓,使一個個的斑馬消失了,全部融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大的集體。想像一下,當一頭獅子看到的不是個別的斑馬在活動,而是一個看不清首尾的大物體在活動,這頭獅子肯定會很覺得很糊塗和迷惑,很難辨別和挑選個別的斑馬,所以不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攻擊方案。即使獅子決定攻擊個別的斑馬,但當受驚嚇的斑馬成群四處奔跑時,眼花繚亂的條紋混亂地到處搖晃,必然使獅子很難鎖定攻擊目標。因此獅子很難分辨,跟蹤和攻擊較弱的斑馬,使得獅子像盲頭蒼蠅疲于奔跑,不能好好的集中精力攻擊一個斑馬。
有趣的是這些條紋看上去都差不多,很好的混淆獅子。但是條紋圖案像斑馬指紋:每個斑馬的條紋略有不同,這些條紋卻可以幫助斑馬互相辨認。

一些軍隊的迷彩也是很相似或完全一樣,我猜想背后的理念也是這個道理吧:當一大群人或車穿著同樣的迷彩,敵軍遠遠看上去不容易將個別的人或車從集體中分出來,給人的感覺是很多和很混亂,讓敵軍覺得很糊塗和迷惑。不過我覺得完全一樣的迷彩是有點不可思議的。
迷彩
迷彩最重要的功能是隱蔽,此外還有以下的功能:提升團隊精神,展現軍威,震攝潛在敵人。迷彩另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功能就是“敵我識別”,獨特的迷彩(圖案和顏色)可以減少“友軍炮火”事故。
隨著電腦的普及,迷彩早已數碼化了。對很多人來說,數碼迷彩 (digital camouflage) 最大的特色就是圖案是由一個個的四方形小單元所組成。我下面會再討論這個像素化的現象。
其實數碼迷彩的圖案不一定是像素化的!數碼迷彩和傳統迷彩的最大分別是:數碼迷彩是由小圖案和大圖案無縫的組成。
最好的迷彩是遠看和近看都是迷糊的,令人眼花,眼睛不會自動聚焦。成功的迷彩和背景混成一體,難以區分前景和背景。因此迷彩的偽裝效果和它的環境有關,但是環境是會變化的,所以迷彩設計者通常選一些有代表性的目標背景,再疊加不同的圖案,觀察效果。
數碼迷彩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利用噪音隱蔽信號!不同顏色形狀的色斑就是噪音,人體的輪廓就是信號。優質迷彩的色斑交接處能夠很好的破壞人體輪廓,誤導觀察者大腦分析辨別前景和背景的心理過程,使觀察者不自覺的被欺騙了。
優質的迷彩是無方向性的,但是有較高的水平方向擾亂,可以更好的破壞人體輪廓的垂直對稱性。
優質的迷彩的色斑顏色的深淺摹擬大自然物體的光照反映,陰影和影子。人眼就是靠這些信號來判斷物體的三維性,所以這種迷彩可以使平面的迷彩增加深度,有仿真的三維效果。優質的數碼迷彩會產生距離錯覺感。
以上所說的優質迷彩效果和電腦沒有什麼關系。從理論上來說,一個迷彩設計師是可以不用電腦也可以創造符合以上要求的迷彩。但在電腦橫行的今天,相信很難找到有人會不用電腦設計迷彩。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公開了第一個借助電腦設計的數碼迷彩。我們常見到像素化的迷彩不是數碼迷彩的原意!這些迷彩的原型在設計者的概念裡是由自然的形狀組成的,他們都是有數學模型的。這些迷彩在電腦屏幕上是由一點點的像素組成,當這些迷彩放大后那些像素就成為四方形的小單元。這就像數學上的圓形是很光滑的,但是屏幕上的圓形放大后就不再光滑了。
有些迷彩理論者認為四方形的小單元能夠更好的誤導觀察者大腦,它們的根據是一個很普通的視覺心理學現象。我認為該視覺心理學現象很有趣,但是我是不同意這個視覺心理學現象在數碼迷彩裡的作用。事實上有些數碼迷彩為了避免直線的四方形小單元,所以有意在布料上用一個個的小圓形代替四方形。
不過即使迷彩理論者的四方形有助隱身的解釋是對的,也只是在很近的距離才有效。所以這一個理論的對與錯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四方形的小單元在超過很短的距離(幾米以內)看上去就失去了它們的直線性。下面有另一個支持我可以不理會這一個理論的更好原因。
以前的數碼迷彩設計師用電腦設計迷彩,只是貪圖電腦的方便:容易修改,復制,預覽,保存和傳送。但是現在的數碼迷彩設計員都用上了其他知識領域方面的新成果,當中有些算法只能借助電腦才可以做到。
數學上的分形(fractal)是由無限多個不同尺度的圖案自然的無縫的混成一體,整個分形是沒有尺度的,無論放大或縮小多少都覺得圖案很相似!這種自相似就是分形的最大特點!自然界裡的雲、山脈、樹葉、閃電、海岸線等等都有分形的特征。數碼迷彩設計者就是看上了這一點,為了更好的摹擬大自然,新的數碼迷彩都用上了 multifractal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事實上分形在其他的領域也很有用。
數學上的分形是沒有尺度的,所以電腦屏幕上的分形理論上也是沒有尺度的!也就是說電腦屏幕上分形的像素也是可以無限放大而不會有像素化的現象。因此布料上的分形也不能有像素化的現象。以前的數碼迷彩像素化是因為考慮大量生產的成本價格,不是有意追求像素化!因此在不大幅增加成本價格的前提下,我們也要盡可能降低像素化的現象。不過四方形像素也有另一個好處,我在下面再討論。
數碼迷彩像素化的另一個原因是dithering,事實上數碼迷彩的一些特點都是成本價格和效果的妥協。例如數碼迷彩都只用3-6種顏色,就是因為要降低成本價格。數碼迷彩理論者曾經實地試驗過一些多顏色的傳統迷彩,發現它們當中有些效果很好﹔但是只要數碼迷彩設計適當的用3-6種顏色 dithering(一種隨機或確定的算法,可以將縮減取樣造成的錯誤減到最低,例如電腦打印相片),就可以超過傳統多顏色迷彩的效果。
另外大自然很多的形狀都是屬於數學上的自然成形(emergent patterns)研究的范疇,因此這一門數學的成果也是數碼迷彩設計者的工具。
數碼迷彩是通過電腦反復試驗微調和實地試驗設計出來的。好的數碼迷彩理論者至少要有好的數學和心理知識。但是數碼迷彩設計並不全是理論,也是一種藝術!
一個好的數碼迷彩可能很成功將一個人隱身,但是同樣的數碼迷彩用在幾千人身上時,就要注意圖案在人身上的布局不可以有明顯和可預料的重復性,否則敵軍只要事先輸入迷彩特征和輪廓幾何,再在臨戰現場微調就可以用電腦掃描場景,破解迷彩,如果第一次不成功,就用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習或其他計算程序重復試第二次,第三次...。
但是設計一個好的數碼迷彩是很昂貴的和復雜的,不可以讓涂漆迷彩的工作人員充當藝術家臨場胡亂發揮他們的天才!所以我們都是重復使用一些經過實地試驗成功的迷彩。不要忘記數碼迷彩的一個功能就是“識別敵我”,因此制式的數碼迷彩不是一件壞事,問題是如何有制式的感覺(方便識別敵我),又有隨機的感覺(不方便敵軍看出我們個別的輪廓)。
事實上幾千人用同一樣的迷彩布料不是大問題。雖然迷彩布料是千篇一律,但是大家體型不同,姿勢隨時不同,暴露的布料位置,彎度和折疊也是隨時不同。再加上縫紉取布都是隨機的,所以幾千人穿在身上也不會有千篇一律的感覺。
不過制式數碼迷彩用在戰車上就不一樣了,同系列的車的幾何特征都是一樣的!千篇一律的迷彩方便了敵人電腦追蹤自己,數數和計算方位,距離,速度。知道車號番號相對迷彩的紋理位置,有利辨認追蹤個別車輛,可預測的紋理也可方便定位打油箱或最易損壞的部位。
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用隨機位移來變化迷彩的布置。另一個辦法就是用電腦隨機生成一個輕微的變體。在我們看這個變體是如何生成之前,先來看看電腦戰略游戲。真正好玩的戰役劇本不是電腦隨機生成的。地圖,資源分布,敵我強弱等等都要由游戲設計者反復試驗微調和試玩多次才能定下來的。電腦程序員可以找出一些特征,然后用電腦隨機的輕微變化一個好玩的戰役劇本的特征而生成一個新的戰役劇本。
同樣道理,一個數碼迷彩也有很多特征(例如分形,幾何,統計等等參數)。數碼迷彩程理論者嘗試找出一個可以將這些特征輕微的變化隨機而生成一個新的數碼迷彩的程序,當然難題是這個新生成的數碼迷彩要和原來迷彩有大致相同的圖案和隱身效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放心的讓涂漆迷彩的工作人員臨場胡亂用這個程序發揮他們的天才!
我們前面曾提到像素化的現象,現在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將信息隱藏在圖像裡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要保証在惡劣環境下仍然可以可靠的讀取該信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尤其是新一代的迷彩講究微弱的尺度性和方向性。這個時候四方形的像素就很好用了,它們就像茫茫大海裡的一個個浮標。
所以雖然四方形的像素對誤導觀察者大腦沒有實際作用,反而抵觸分形的要求﹔但是它對隱藏信息極有幫助。因此在極近距離的尺度下像素化是沒有問題的!只要設計的好,一個涂裝數碼迷彩的戰車是可以隱藏番號,編制,配置等信息。
這裡要強調說明的就是一個完整的數碼迷彩設計還牽涉很多其他技術:例如布料,裝甲,顏料,材料等等的物理特征(例如對不同頻率光波的反射,不同氣像下的表現),印刷和生產過程,成本計算等等,所以需要很多專家。新的技術不斷出現,例如現在已經有一種可以在自然光環境下變色的迷彩服。我不是專家,只是對數碼迷彩有興趣,不過在網上看了一些裝甲車上的數碼迷彩和一些人的評論,覺得有點不對,現在說說一些我的看法:
對很多人來說,數碼迷彩最大的特色就是像素化,數碼迷彩就是借助電腦創造的迷彩,電腦只是工具。這個觀點對以前的數碼迷彩可能是對的。但是新的數碼迷彩並不是簡單的利用電腦作為工具,更多的是數碼迷彩背后的理論,這些理論包含了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
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專家強調像素化的好處,我是很懷疑的,正如我在前面講過即使有效也只是在一個很窄小范圍內的尺度有意義。其實數碼迷彩和傳統迷彩的最大分別是:數碼迷彩是由小圖案和大圖案無縫的組成,就是說圖案要再細化多次。我是不反對像素化,因為像素化有利隱藏番號,編制,配置等信息,但是像素不能太大。我在網上看到裝甲車上的數碼迷彩的像素都很大,應該要再細化多次,以下再舉例子。
理想的分形在所有尺度下都顯得很相似,所以人的大腦會感覺它們很限復雜的。但是現實世界的分形只在兩三階的尺度下有相似性,如果我們將迷彩像素放大就大大的減低了圖案的復雜性。我我在網上看到的裝甲數碼迷彩都沒有分形的特徵,我懷疑這些迷彩設計師可能根本就沒有考慮分形在迷彩的功能,以下再舉例子。
再次回到大像素這個現象吧!大像素的危險就減少了像素的個數,使迷彩沒有空間發揮迷彩的復雜性。這個時候就更要小心裝甲車的迷彩涂裝!因為同系列的車的幾何特征都是一樣的!千篇一律的簡單迷彩反而有害!但是如果像素細化了,那麼即使是千篇一律的制式涂裝至少也可以減少這種危害。
另一個問題時圖案的重復周期。數碼迷彩布料上的圖案都是重復的,但是我們不能讓人感覺得到!當迷彩太簡單時就很容易讓人感覺得到,分形的復雜性可以使人不易察覺到周期性,長的周期也可以減低周期性的問題。
我對大陸數碼迷彩的看法:
我以前在網上看過一些大陸的裝甲車輛迷彩。那些軍備都很有氣勢,加分不小,但是同一類型的裝甲車輛都有同樣的迷彩圖案,同樣的布局。如此制式化的車輛迷彩,覺得有點不妥當,應該減分?我也在網上見過其他國家的裝甲車輛迷彩也有這種千篇一律的制式車輛迷彩,也覺得有點奇怪。最近在網上又看到一些大陸國慶閱兵的圖片,見到更多“100%制式化的車輛迷彩”,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大陸軍方應該對迷彩很有研究,可能有他們的道理。我猜想其中一個道理就是:使個別的車輛消失了,全部融合變成一個大的集體,(請看我寫的“斑馬紋”一文)。如果是如此,我覺得每一輛車也應該有少少變化,既能混淆敵人又能增加敵人的偵查難度。我不是專家,只是想按我自己的理解說說我個人的意見,并附上幾幅說明我觀點的圖片,都是網上找的。
這塊圖案簡單,重復周期短的迷彩布料蓋得太整齊,太有規律的迷彩不像自然生成的,暴露出人工的痕跡。此外這裝甲車迷彩像素化也很嚴重,減少了像素的個數,使迷彩沒有空間發揮迷彩的復雜性,沒有分形的復雜性和特徵!這迷彩本來就簡單和短重復周期,最要命的是那迷彩布料覆蓋得太整齊了。當敵方電腦用統計算法自動掃描檢查圖像時,這些明顯的規律很容易觸發人工檢查圖像。我認為覆蓋的數碼迷彩不要太整齊,有意無意的產生彎度和折疊效果,不要每一塊布都拉成整齊的長方形中中正正的覆蓋要隱身的東西,可以考慮有一個隨意的歪斜角度。這樣可以更好的發揮制式迷彩布料的隱蔽功能。
如果這個像素明顯不夠細化的也是數碼迷彩的話,那就是嚴重的取樣過低(undersampling)!
細化的數碼迷彩!
2009年 9月 12日
以前的中國人是如何學英文
我小時候,和隔壁一個孩子很友好,常常到他家玩。有一次在他家裏找到一本很舊的破書,我們都爭著看。初看時覺得這書的內容很隱晦,有很多條目,每個條目都是由廣東話,英文,和稀奇古怪的中文組成。這里有一個例子:“早晨 good morning 骨麽令”。我們試著讀,很快就明白了這是一本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書!我還記得我們學著用稀奇古怪的廣東話說‘走音’的英文,引得我們大笑。
隔壁孩子的父親是一個會聽但不會講廣東話的老人家,他們家裏說客家話。這老人家懂得讀和寫中文,年少時移民到香港後投靠一個鄉里,幫他打理一家專做洋服的裁縫店。他們的顧客有很多是英國人,這老人家爲了能夠更好的幫老板活,他年少時便買了一本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書。我們看到的書應該是很多年前出版的。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廣東話,更沒有聽過他說英文,猜想他如果真的從那本用廣東話教英文的書學英文發音,肯定沒有人會聽懂他的英文。不過自我懂事以後,英文在香港已經很普及,他大可以向他兒子學 good morning 的發音,所以他應該不再用那本書了。
最近想起那本神奇的‘廣東話拼讀英文’書,令我再次思考以前的中國人是如何學英文?

1780年油画描绘广州十三行外贸易特区的丹麦、西班牙、美国、 瑞典、英国、荷兰夷馆
英國人最初來到廣州尋求貿易是在1637年,其後,清朝政府在十八世紀初組建了公行制度,把中英貿易納入國家管理體制。1757年以後,廣州又成爲我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許多外國商人雲集于此。
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甯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遊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鍾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鍾表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于東北産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産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內地的。
當時是“一口通商”,只有廣州一口岸對外開放,即外國與中國,中國人與外國人只能在廣州通過“十三行”開展貿易,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加以壟斷:番禺《竹枝詞》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遊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于“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于“網務府”,是皇帝的私産。關稅收入作爲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在廣州“十三行”的廣州人爲了能夠和洋人交談,便使用盡量簡單的英語單詞與廣州語的語法來與外國商人交談,産生了最初的 Pidgin English。Pidgin 一詞的詞源,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一般的意見認爲是 business 的漢語諧音。若照此說,則 Pidgin English 有商業英語的意思。但也有人認爲 Pidgin 其實就是‘鴿子’(pigeon)的意思。 可能是形容講 Pidgin English 的人就像鴿子一樣,只會支離破碎的組合英文單字。
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Pldgin English 是一種混合語言。當操不同語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無法通話,只能彼此借用對方的一些單詞,使用對方能理解的語法,來實現有限交談。所以洋泾浜語 (pidgins) 是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初期的普遍現象。
最早提到,並描述中國洋泾浜英語的西方著作是《廣州番鬼錄》。 該書記敘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前外國商人在廣州活動的情形,頗有史料價值。作者威廉·亨特是美國人,是當時少數懂得中文的幾個外國人之一,所以能理解洋泾浜英語的起源及其特征。專門以洋泾浜英語爲研究對象的著作並不多,其中有兩部最爲著名:一是查理斯·李蘭德的《洋泾浜英語歌謠集》,二是丸希爾的《中國的破碎英語》。但以上這三本著作都出版得較晚,《番鬼錄》初版于1882年,《歌謠集》初版不詳,三版是1892年,《破碎英語》則遲至1920年。
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曾看到一冊用廣東音注音的《新刻紅毛番話》有幾處譯音可引起注意,如
乜 屈 what
乜貨 屈聽 what thing
買乜貨 悲屈聽 buy what thing
乜樣 屈化士 what fashion
何往 屈呶哥 what you go
可以發現,英文 wha 或 wa 的音一般均注為“屈”。現在內地有許多“屈臣氏”的連鎖店,“屈臣氏”原是一家西藥房,1828年創建於廣州,後遷香港,上海的南京路、北四川路有其分店和汽水製造廠, 其公司英文名為 A.S. Watson & Co。 “屈臣氏”就是 Watson 的廣東譯音。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他有一部刻印于19世紀的《英語全集》,它就是廣州“鴿子英語”全集,不精通廣州語者根本無法使用這本手冊。如果網友有更多資料,請告知。
這種以廣州方言為母語的“鴿子英語”(pigeon English)夾雜著英文詞彙的中文是爲了和洋人做生意而急中生智發明的。 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新文化就此誕生了。
《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遊。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産。
清朝對外通商之初,都是由廣東人作爲“通事”(翻譯),1843年上海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寧波與上海隔海相望,大批寧波籍商人蜂擁而至上海。寧波商人在對外貿易中,因言語不通,常不知商情。中國幅員遼闊,方言衆多。廣東方言與其他方言的差異很大,因此寧波人也想學習英語,但是這種以廣東方言注音的英語手冊,對寧波人沒有什么用處。爲了幫助寧波人學習英語,以便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于是,寧波商人馮澤夫和幾位粗通英語會話等6人在1860年合作編寫了《英話注解》。初版本封面上印有“咸豐庚申年,守拙軒藏版”。此書當年一版再版,流布廣泛,但只有4本留存至今天。至今未發現有比《英話注解》更早的非廣東話英語教材,因此寧波人可能是最先打破了粵人通事(翻譯)的一統天下。
編著者馮澤夫對《英話注解》的編撰動機說得很明白:
“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系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
“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貿易)之一助雲爾”,
“彙資著《英話注解》一書,注以勾章(勾章即寧波古稱)鄉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于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
說明該書是專爲寧波人學英語而編的讀本。《英話注解》英文釋義漢字均是從右至左讀,英文單詞、句子及注音則從左至右讀,編者將單詞分成:“各國鎮頭門”、“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君臣門”、“人倫門”、“師友門”、“器皿門”、“床鋪門”、“花草竹木門”、“進口貨”等30余個門類。《英話注解》中的英語單詞、詞組、句子一律用寧波話注解。例如:
茶杯 teacup(梯,克潑),
自來火 matches(襪乞史),
茶館 teashop(梯,畜潑),
小屋 smallhouse(史毛而,好胡司),
夜飯 dinner(定納歐)、
黃豆芽 beansprout(皮痕,史潑而老脫)等等。
寧波方言雖然與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寧波官話與上海官話的發音相近,尤其與單個字的讀音又靠得很近,所以,當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注音《英話注解》刊行後,也成了上海人或在滬經商的其他地方人學習英語的主要教科書,而且,早期在上海從事商業的人中,寧波人又占了相當的比例,寧波人對上海‘洋泾浜語’的發展所起的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1843年上海開埠後,外國的商行逐漸向上海轉移,于是大量的原“十三行”及洋行裏的廣東買辦也相繼進入上海,廣東的 Pldgin English 就成了上海“洋泾浜語”的主流。 1873年2月《申報》連載廣方言館肄業生楊勳作《別琴竹枝詞》百首,這“別琴”即鴿子的譯音,是一以竹枝詞形式介紹洋泾浜語的作品,共有百首之多,連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五、初七、十五及十九日的《申報》上。其中有:
滑推姆問是何時,(what time)
定內爲因用酒卮。(dinner=夜膳也,筵席也)(wine=酒也)
一夜才當溫內脫, (one night),
自鳴鍾是克勞基。(clock,粵人呼克老克爲克老基)
洋泾浜英語有幾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詞彙有限。據有人研究,中國的洋泾浜英語只有大約七百個單詞,所以一個詞兼有幾個詞的意思。例如 my 就是 I,we,mine,ours 等的同義語;二是音位簡化。一般洋泾浜語只有三個元音:[i],[a],[u] 所以 sheep 與 ship在洋泾浜英語裏一概讀作 sip;輔音系統也大大簡化,如.上述的 sip 也可看作是 cheap 與 chip 的簡化形式;三是語法簡單。沒有數、性、格、人稱、時態、語態等等詞形變化,在中國,洋泾浜英語幾乎是按照漢語詞序來表達的,如 Long time no see you (很久沒見到你了)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洋泾浜英語曾經存在近三世紀之久,尤其是在廣州與上海兩地,曾經在中外文化接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上海,由于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年裏,迅速地從一個普通縣城發展成爲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貿易港口,西洋人將其視爲冒險家的樂園而大量湧人,促使洋泾浜英語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爲買辦、仆役、店主與洋人交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有人專門編寫洋泾浜英語的教本,供人學習。許多有關中國,尤其是有關上海的著作與導遊書也都要專門介紹這一特殊的混雜語,列出重要的詞彙與例句,以備實用。
隔壁孩子的父親是一個會聽但不會講廣東話的老人家,他們家裏說客家話。這老人家懂得讀和寫中文,年少時移民到香港後投靠一個鄉里,幫他打理一家專做洋服的裁縫店。他們的顧客有很多是英國人,這老人家爲了能夠更好的幫老板活,他年少時便買了一本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書。我們看到的書應該是很多年前出版的。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廣東話,更沒有聽過他說英文,猜想他如果真的從那本用廣東話教英文的書學英文發音,肯定沒有人會聽懂他的英文。不過自我懂事以後,英文在香港已經很普及,他大可以向他兒子學 good morning 的發音,所以他應該不再用那本書了。
最近想起那本神奇的‘廣東話拼讀英文’書,令我再次思考以前的中國人是如何學英文?

1780年油画描绘广州十三行外贸易特区的丹麦、西班牙、美国、 瑞典、英国、荷兰夷馆
英國人最初來到廣州尋求貿易是在1637年,其後,清朝政府在十八世紀初組建了公行制度,把中英貿易納入國家管理體制。1757年以後,廣州又成爲我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許多外國商人雲集于此。
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甯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遊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鍾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鍾表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于東北産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産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內地的。
當時是“一口通商”,只有廣州一口岸對外開放,即外國與中國,中國人與外國人只能在廣州通過“十三行”開展貿易,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加以壟斷:番禺《竹枝詞》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遊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于“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于“網務府”,是皇帝的私産。關稅收入作爲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在廣州“十三行”的廣州人爲了能夠和洋人交談,便使用盡量簡單的英語單詞與廣州語的語法來與外國商人交談,産生了最初的 Pidgin English。Pidgin 一詞的詞源,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一般的意見認爲是 business 的漢語諧音。若照此說,則 Pidgin English 有商業英語的意思。但也有人認爲 Pidgin 其實就是‘鴿子’(pigeon)的意思。 可能是形容講 Pidgin English 的人就像鴿子一樣,只會支離破碎的組合英文單字。
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Pldgin English 是一種混合語言。當操不同語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無法通話,只能彼此借用對方的一些單詞,使用對方能理解的語法,來實現有限交談。所以洋泾浜語 (pidgins) 是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初期的普遍現象。
最早提到,並描述中國洋泾浜英語的西方著作是《廣州番鬼錄》。 該書記敘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前外國商人在廣州活動的情形,頗有史料價值。作者威廉·亨特是美國人,是當時少數懂得中文的幾個外國人之一,所以能理解洋泾浜英語的起源及其特征。專門以洋泾浜英語爲研究對象的著作並不多,其中有兩部最爲著名:一是查理斯·李蘭德的《洋泾浜英語歌謠集》,二是丸希爾的《中國的破碎英語》。但以上這三本著作都出版得較晚,《番鬼錄》初版于1882年,《歌謠集》初版不詳,三版是1892年,《破碎英語》則遲至1920年。
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曾看到一冊用廣東音注音的《新刻紅毛番話》有幾處譯音可引起注意,如
乜 屈 what
乜貨 屈聽 what thing
買乜貨 悲屈聽 buy what thing
乜樣 屈化士 what fashion
何往 屈呶哥 what you go
可以發現,英文 wha 或 wa 的音一般均注為“屈”。現在內地有許多“屈臣氏”的連鎖店,“屈臣氏”原是一家西藥房,1828年創建於廣州,後遷香港,上海的南京路、北四川路有其分店和汽水製造廠, 其公司英文名為 A.S. Watson & Co。 “屈臣氏”就是 Watson 的廣東譯音。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他有一部刻印于19世紀的《英語全集》,它就是廣州“鴿子英語”全集,不精通廣州語者根本無法使用這本手冊。如果網友有更多資料,請告知。
這種以廣州方言為母語的“鴿子英語”(pigeon English)夾雜著英文詞彙的中文是爲了和洋人做生意而急中生智發明的。 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新文化就此誕生了。
《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遊。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産。
清朝對外通商之初,都是由廣東人作爲“通事”(翻譯),1843年上海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寧波與上海隔海相望,大批寧波籍商人蜂擁而至上海。寧波商人在對外貿易中,因言語不通,常不知商情。中國幅員遼闊,方言衆多。廣東方言與其他方言的差異很大,因此寧波人也想學習英語,但是這種以廣東方言注音的英語手冊,對寧波人沒有什么用處。爲了幫助寧波人學習英語,以便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于是,寧波商人馮澤夫和幾位粗通英語會話等6人在1860年合作編寫了《英話注解》。初版本封面上印有“咸豐庚申年,守拙軒藏版”。此書當年一版再版,流布廣泛,但只有4本留存至今天。至今未發現有比《英話注解》更早的非廣東話英語教材,因此寧波人可能是最先打破了粵人通事(翻譯)的一統天下。
編著者馮澤夫對《英話注解》的編撰動機說得很明白:
“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系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
“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貿易)之一助雲爾”,
“彙資著《英話注解》一書,注以勾章(勾章即寧波古稱)鄉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于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
說明該書是專爲寧波人學英語而編的讀本。《英話注解》英文釋義漢字均是從右至左讀,英文單詞、句子及注音則從左至右讀,編者將單詞分成:“各國鎮頭門”、“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君臣門”、“人倫門”、“師友門”、“器皿門”、“床鋪門”、“花草竹木門”、“進口貨”等30余個門類。《英話注解》中的英語單詞、詞組、句子一律用寧波話注解。例如:
茶杯 teacup(梯,克潑),
自來火 matches(襪乞史),
茶館 teashop(梯,畜潑),
小屋 smallhouse(史毛而,好胡司),
夜飯 dinner(定納歐)、
黃豆芽 beansprout(皮痕,史潑而老脫)等等。
寧波方言雖然與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寧波官話與上海官話的發音相近,尤其與單個字的讀音又靠得很近,所以,當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注音《英話注解》刊行後,也成了上海人或在滬經商的其他地方人學習英語的主要教科書,而且,早期在上海從事商業的人中,寧波人又占了相當的比例,寧波人對上海‘洋泾浜語’的發展所起的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1843年上海開埠後,外國的商行逐漸向上海轉移,于是大量的原“十三行”及洋行裏的廣東買辦也相繼進入上海,廣東的 Pldgin English 就成了上海“洋泾浜語”的主流。 1873年2月《申報》連載廣方言館肄業生楊勳作《別琴竹枝詞》百首,這“別琴”即鴿子的譯音,是一以竹枝詞形式介紹洋泾浜語的作品,共有百首之多,連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五、初七、十五及十九日的《申報》上。其中有:
滑推姆問是何時,(what time)
定內爲因用酒卮。(dinner=夜膳也,筵席也)(wine=酒也)
一夜才當溫內脫, (one night),
自鳴鍾是克勞基。(clock,粵人呼克老克爲克老基)
洋泾浜英語有幾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詞彙有限。據有人研究,中國的洋泾浜英語只有大約七百個單詞,所以一個詞兼有幾個詞的意思。例如 my 就是 I,we,mine,ours 等的同義語;二是音位簡化。一般洋泾浜語只有三個元音:[i],[a],[u] 所以 sheep 與 ship在洋泾浜英語裏一概讀作 sip;輔音系統也大大簡化,如.上述的 sip 也可看作是 cheap 與 chip 的簡化形式;三是語法簡單。沒有數、性、格、人稱、時態、語態等等詞形變化,在中國,洋泾浜英語幾乎是按照漢語詞序來表達的,如 Long time no see you (很久沒見到你了)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洋泾浜英語曾經存在近三世紀之久,尤其是在廣州與上海兩地,曾經在中外文化接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上海,由于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年裏,迅速地從一個普通縣城發展成爲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貿易港口,西洋人將其視爲冒險家的樂園而大量湧人,促使洋泾浜英語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爲買辦、仆役、店主與洋人交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有人專門編寫洋泾浜英語的教本,供人學習。許多有關中國,尤其是有關上海的著作與導遊書也都要專門介紹這一特殊的混雜語,列出重要的詞彙與例句,以備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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