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孩子的父親是一個會聽但不會講廣東話的老人家，他們家裏說客家話。這老人家懂得讀和寫中文，年少時移民到香港後投靠一個鄉里，幫他打理一家專做洋服的裁縫店。他們的顧客有很多是英國人，這老人家爲了能夠更好的幫老板活，他年少時便買了一本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書。我們看到的書應該是很多年前出版的。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廣東話，更沒有聽過他說英文，猜想他如果真的從那本用廣東話教英文的書學英文發音，肯定沒有人會聽懂他的英文。不過自我懂事以後，英文在香港已經很普及，他大可以向他兒子學 good morning 的發音，所以他應該不再用那本書了。
最近想起那本神奇的‘廣東話拼讀英文’書，令我再次思考以前的中國人是如何學英文？
1780年油画描绘广州十三行外贸易特区的丹麦、西班牙、美国、 瑞典、英国、荷兰夷馆
英國人最初來到廣州尋求貿易是在1637年，其後，清朝政府在十八世紀初組建了公行制度，把中英貿易納入國家管理體制。1757年以後，廣州又成爲我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許多外國商人雲集于此。
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甯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遊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鍾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鍾表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于東北産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産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內地的。
當時是“一口通商”，只有廣州一口岸對外開放，即外國與中國，中國人與外國人只能在廣州通過“十三行”開展貿易，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加以壟斷：番禺《竹枝詞》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遊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于“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于“網務府”，是皇帝的私産。關稅收入作爲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在廣州“十三行”的廣州人爲了能夠和洋人交談，便使用盡量簡單的英語單詞與廣州語的語法來與外國商人交談，産生了最初的 Pidgin English。Pidgin 一詞的詞源，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一般的意見認爲是 business 的漢語諧音。若照此說，則 Pidgin English 有商業英語的意思。但也有人認爲 Pidgin 其實就是‘鴿子’（pigeon）的意思。 可能是形容講 Pidgin English 的人就像鴿子一樣，只會支離破碎的組合英文單字。
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Pldgin English 是一種混合語言。當操不同語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無法通話，只能彼此借用對方的一些單詞，使用對方能理解的語法，來實現有限交談。所以洋泾浜語 (pidgins) 是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初期的普遍現象。
最早提到，並描述中國洋泾浜英語的西方著作是《廣州番鬼錄》。 該書記敘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前外國商人在廣州活動的情形，頗有史料價值。作者威廉·亨特是美國人，是當時少數懂得中文的幾個外國人之一，所以能理解洋泾浜英語的起源及其特征。專門以洋泾浜英語爲研究對象的著作並不多，其中有兩部最爲著名：一是查理斯·李蘭德的《洋泾浜英語歌謠集》，二是丸希爾的《中國的破碎英語》。但以上這三本著作都出版得較晚，《番鬼錄》初版于1882年，《歌謠集》初版不詳，三版是1892年，《破碎英語》則遲至1920年。
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曾看到一冊用廣東音注音的《新刻紅毛番話》有幾處譯音可引起注意，如
乜 屈 what
乜貨 屈聽 what thing
買乜貨 悲屈聽 buy what thing
乜樣 屈化士 what fashion
何往 屈呶哥 what you go
可以發現，英文 wha 或 wa 的音一般均注為“屈”。現在內地有許多“屈臣氏”的連鎖店，“屈臣氏”原是一家西藥房，1828年創建於廣州，後遷香港，上海的南京路、北四川路有其分店和汽水製造廠， 其公司英文名為 A.S. Watson ＆ Co。 “屈臣氏”就是 Watson 的廣東譯音。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他有一部刻印于19世紀的《英語全集》，它就是廣州“鴿子英語”全集，不精通廣州語者根本無法使用這本手冊。如果網友有更多資料，請告知。
這種以廣州方言為母語的“鴿子英語”（pigeon English）夾雜著英文詞彙的中文是爲了和洋人做生意而急中生智發明的。 用‘廣東話拼讀英文’的新文化就此誕生了。
《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遊。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産。
清朝對外通商之初，都是由廣東人作爲“通事”（翻譯），1843年上海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寧波與上海隔海相望，大批寧波籍商人蜂擁而至上海。寧波商人在對外貿易中，因言語不通，常不知商情。中國幅員遼闊，方言衆多。廣東方言與其他方言的差異很大，因此寧波人也想學習英語，但是這種以廣東方言注音的英語手冊，對寧波人沒有什么用處。爲了幫助寧波人學習英語，以便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于是，寧波商人馮澤夫和幾位粗通英語會話等6人在1860年合作編寫了《英話注解》。初版本封面上印有“咸豐庚申年，守拙軒藏版”。此書當年一版再版，流布廣泛，但只有4本留存至今天。至今未發現有比《英話注解》更早的非廣東話英語教材，因此寧波人可能是最先打破了粵人通事（翻譯）的一統天下。
編著者馮澤夫對《英話注解》的編撰動機說得很明白：
“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系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
“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貿易）之一助雲爾”，
“彙資著《英話注解》一書，注以勾章（勾章即寧波古稱）鄉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于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
說明該書是專爲寧波人學英語而編的讀本。《英話注解》英文釋義漢字均是從右至左讀，英文單詞、句子及注音則從左至右讀，編者將單詞分成：“各國鎮頭門”、“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君臣門”、“人倫門”、“師友門”、“器皿門”、“床鋪門”、“花草竹木門”、“進口貨”等30余個門類。《英話注解》中的英語單詞、詞組、句子一律用寧波話注解。例如：
茶杯 teacup（梯，克潑），
自來火 matches（襪乞史），
茶館 teashop（梯，畜潑），
小屋 smallhouse（史毛而，好胡司），
夜飯 dinner（定納歐）、
黃豆芽 beansprout（皮痕，史潑而老脫）等等。
寧波方言雖然與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寧波官話與上海官話的發音相近，尤其與單個字的讀音又靠得很近，所以，當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注音《英話注解》刊行後，也成了上海人或在滬經商的其他地方人學習英語的主要教科書，而且，早期在上海從事商業的人中，寧波人又占了相當的比例，寧波人對上海‘洋泾浜語’的發展所起的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1843年上海開埠後，外國的商行逐漸向上海轉移，于是大量的原“十三行”及洋行裏的廣東買辦也相繼進入上海，廣東的 Pldgin English 就成了上海“洋泾浜語”的主流。 1873年2月《申報》連載廣方言館肄業生楊勳作《別琴竹枝詞》百首，這“別琴”即鴿子的譯音，是一以竹枝詞形式介紹洋泾浜語的作品，共有百首之多，連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五、初七、十五及十九日的《申報》上。其中有：
滑推姆問是何時，（what time）
定內爲因用酒卮。（dinner=夜膳也，筵席也）（wine=酒也）
一夜才當溫內脫, （one night），
自鳴鍾是克勞基。（clock,粵人呼克老克爲克老基）
洋泾浜英語有幾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詞彙有限。據有人研究，中國的洋泾浜英語只有大約七百個單詞，所以一個詞兼有幾個詞的意思。例如 my 就是 I，we，mine，ours 等的同義語；二是音位簡化。一般洋泾浜語只有三個元音：[i]，［a]，［u］ 所以 sheep 與 ship在洋泾浜英語裏一概讀作 sip；輔音系統也大大簡化，如．上述的 sip 也可看作是 cheap 與 chip 的簡化形式；三是語法簡單。沒有數、性、格、人稱、時態、語態等等詞形變化，在中國，洋泾浜英語幾乎是按照漢語詞序來表達的，如 Long time no see you (很久沒見到你了)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洋泾浜英語曾經存在近三世紀之久，尤其是在廣州與上海兩地，曾經在中外文化接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上海，由于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年裏，迅速地從一個普通縣城發展成爲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貿易港口，西洋人將其視爲冒險家的樂園而大量湧人，促使洋泾浜英語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爲買辦、仆役、店主與洋人交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有人專門編寫洋泾浜英語的教本，供人學習。許多有關中國，尤其是有關上海的著作與導遊書也都要專門介紹這一特殊的混雜語，列出重要的詞彙與例句，以備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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